編輯導讀：1973年底，一場因中東戰爭而起的石油危機在幾個月內席卷了大半個地球。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次危機的爆發，實際上是英美石油巨頭和金融投機者在政府支持下精心策動的結果。至于其最終目的，則是為了進一步控制世界能源流通，并借機牟取因石油溢價而產生的巨額利潤。

　　理查德·尼克松任職第一年（1969年）的歲末，美國經濟再度出現衰退跡象。為扭轉低迷的經濟形勢，華盛頓不得不大幅降低利率。結果，為尋求更高的短期收益，投資者紛紛把資金轉往歐洲和其他地方，總額達到了200億美元。到1971年5月，美國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月度貿易逆差，并觸發了世界范圍內對美元的恐慌性拋售，局勢到了瀕臨絕望的程度。

　　1973年5月，84位世界頂尖的金融和政界人士悄悄聚集到了瑞典銀行業名門瓦倫堡家族的海島度假勝地索爾茨約巴登。在由“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組織的這次密會上，美國代表沃爾特·利維生動地描繪了歐佩克（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石油收益即將出現4倍增長的“愿景”——顯然，這群人的會晤不是為了阻止可能產生的能源價格波動，而是為了操縱即將產生的石油美元洪流。

　　不妨讓我們仔細看看參加這次會議的達官貴人們的名單：里奇菲爾德石油公司的羅伯特·安德森，BP公司董事長格林希爾勛爵，還有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大衛·洛克菲勒，即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據說，基辛格本人也是“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常客。

　　自從1945年以來，由于美國的石油公司主導了能源市場，美元作為石油標價的標準貨幣已成為國際慣例。因此，世界油價的突然上漲，意味著購買這些石油的美元需求量同樣會急劇上升。顯而易見的是，聚集在索爾茨約巴登的巨頭們希望發起一次對世界工業的重擊，使權力的天平重新偏向英美金融利益集團一邊，為了這次行動，他們決定使用最具威力的武器——對世界石油流通的控制，希望借助全球性的石油禁運來大幅度拉高能源價格。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敘利亞入侵以色列，點燃了“贖罪日戰爭”的烽火。與一般大眾的印象相反，這場戰爭并非阿拉伯國家一時誤算的結果。相反，圍繞它的開打，華盛頓和倫敦秘密策劃了一系列事件，并動用了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建立的強大秘密外交渠道：通過以色列駐華盛頓大使，基辛格有效地控制住了以色列的政策反應；同時，他還開辟了與埃及和敘利亞的溝通渠道——做法十分簡單，就是在關鍵問題上向對方誤傳消息，確保戰爭和接下來的石油禁運按計劃展開。

　　那場戰爭及其后果，乃至基辛格后來的“穿梭外交”，實際上都是根據索爾沃約巴登會議綱領安排的。結果，阿拉伯產油國成了千夫所指的替罪羊，而應該負責的英美利益集團卻藏身幕后平安無事。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盡人皆知的了。1973年10月16日，歐佩克在維也納召開會議，決定將油價從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1美元，漲幅高達令人驚愕的70%。次日，歐佩克組織中的阿拉伯成員國在歷數“美國在中東戰爭中支持以色列的種種罪狀”后，正式宣布停止向美國和荷蘭出口石油——鹿特丹一直是歐洲主要的石油輸入港口。至此，震驚世界的史上第一次“石油危機”全面爆發。

　　然而，與表面上劍拔弩張十分不協調的是，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這時卻和沙特阿拉伯貨幣局達成了一項秘密協定。其條款規定，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石油稅收收益將用于彌補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

　　更耐人尋味的是，在這次人為設計的中東沖突中，英國倫敦極有遠見地明確表示中立，也因此避免了受到阿拉伯石油禁運的影響。有心的人們還注意到，歐佩克油價上漲四倍的一個間接后果，是導致眾多英美石油公司冒險投資的北海油田開始產生巨額利潤。

　　石油危機所產生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只能用“災難”二字來形容。到1973年10月，美國國內的原油庫存已經處于令人擔心的低水平線上，阿拉伯的原油禁運引發了公眾購買汽油的恐慌，汽車排長隊加油成為街頭巷尾的常見現象。

　　對世界上的欠發達國家來說，能源價格一夜之間上漲4倍的影響顯得更為嚴重——它們大多數沒有多少國內石油資源，不僅支付不起飛漲的能源價格，從石油中提煉化工原料和肥料就更不用說了。

　　就在基辛格等人精心謀劃的石油危機給世界工業增長造成毀滅性打擊時，它卻給少數人帶來了實在在的利益——首當其沖的就是綽號“七巨頭”的英美跨國石油公司同盟。到1974年，埃克森公司已超過通用汽車而成為全美營業收入最多的企業。至于歐佩克美元的大量收入，即所謂的“再循環石油美元”，則絕大部分被存入了倫敦和紐約的各大銀行，后者不光處理貨幣業務，同時也參與國際石油交易。大通曼哈頓、花旗、巴克萊這些金融界怪獸，無一例外地賺了個盆豐缽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