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貿易全球化的大格局下，全球的能源格局不像政治格局那么不清晰，人們對全球能源的未來還是很有信心的。需求增加、油價上升、技術進步、減排壓力增加、日本福島核事故促成了天然氣黃金時代的來臨；走向深水、走向頁巖油氣、提高采收率和投資增加使石油峰值來臨的時間不斷推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在政府大力補貼下獲得了迅速的發展；新技術和低碳消費理念提升了能源的使用效率。能源資源并不稀缺，只要各方充分合作，注重技術創新和保持足夠的投資，世界能源的供給是可持續的。這就是從2011年12月8日結束的多哈第20屆世界石油大會傳遞出來的關鍵信息。

　　但是，任何重大的歷史變革都不是輕松的，能源領域的重大變革必將導致社會格局的重大調整，從而導致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能源消費重心的轉移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但相關各方對這個轉變并沒有準備好。

　　多邊石油對話機制沒準備好

　　進入21世紀以來，在傳統化石能源領域，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消費增量上遠高于OECD（經合組織）國家，在未來的20年至30年內都將如此，生產與消費的權力在轉移，而在傳統的對話機制里面并沒有他們的地位。IEA（國際能源署）意識到這個問題，2007年就任署長的田中伸男在就任之初就試圖讓中國加入IEA，結果直到他2011年9月就任期滿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很難在短期內得到解決，因為這不是簡單的單邊問題，它涉及到歷史、利益和多方意愿的博弈。

　　中東地區擁有世界石油2/3的探明石油儲量和近40%的石油產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產油區和石油出口地，美國、歐洲歷來非常重視在中東的戰略布局。二戰以來，這個地區是地緣政治最復雜最動蕩的地區，發生過多次地區性的戰爭，都與這里豐富的石油資源相關。為了避免中東地區動蕩造成國內石油供給的波動，美國前任總統小布什在2005年宣布到2020年，美國將減少75%從該地區進口的石油，這幾年美國以平均每年1%的速率減少中東石油的進口量，去年美國只有15%的石油進口來自于中東。俄羅斯是歐洲石油天然氣的主要出口國，其次是北非，從中東進口的份額約為20%。

　　現在從中東進口石油份額最多的是亞洲國家。韓國90%多，日本80%多，印度70%多，中國50%多的進口石油都來自于中東，而亞洲這些國家在中東的政治影響力，話語權都很低，進口了最多石油天然氣還要支付額外的“亞洲溢價”，每桶比美國和歐洲買家貴1～3美元。現在中東更多是亞洲的中東，是亞洲的油庫，而亞洲的消費國與中東并沒有像IEA那樣的機構與GCC（海灣六國合作組織）或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開展對話的機構或機制。

　　經濟全球化促進了能源供需的全球化，OPEC、IEA、GCC等政府間的多邊組織在促進協議國之間的溝通對話、平衡供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能源消費重心從OECD轉向發展中國家，而原來的多邊機制卻不能容納它們，而新的機制又還沒有建立起來，由此造成的諸多矛盾說明現今的世界還沒有準備好應對這個突然而來的轉變。

　　我們必須積極應對這種缺失。在全球化的時代，這些政府間的多邊組織和其他許多NGO（非政府組織）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們構建了連接政府、行業內外、行業與政府間對話溝通的平臺。參與它們，我們才能成為大家庭里的一員，才能與其他成員有一個平等對話的基礎。不信任的、漠視的、急功近利的和無所作為的態度都是要不得的。我們承認世界沒有絕對的平等，現有的世界秩序需要調整和改革，我們參與其中才能發揮作用。這方面，政府應該起主導的作用，大國要承擔大國的責任，這是國家軟實力重要的組成部分。

　　能源消費和減排機制沒有準備好

　　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增加了能源的消費，溫室氣體的排放與生活質量成正比。此前完成了工業化的發達國家過去超量的排放大大壓縮了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發展的空間。在同一個地球同一片藍天下，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太多的選擇，因為技術、資金和話語權大多還把握在發達國家的手里。風能、太陽能、生物燃料等當前最為普遍的可再生能源尚無可能完全替代傳統能源。頁巖氣等非常規能源的出現不僅能增加能源的供給，還能使化石能源變得“潔凈”一些。目前只有美國、加拿大具備大規模商業化生產頁巖氣和煤層氣的能力。發展中國家增加了能源消費的競爭力，但并沒有贏得完全的主動權，不像當年的英國和美國通過創新能源煤炭和石油的應用使競爭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

　　像煤炭和石油天然氣那樣成本可接受、可持續大量供應的新能源還沒有出現，除了成本和產量的基本特征外，新能源還得有低排放低污染的特點。下一個能源革命很可能是在以下兩個方向出現突破，一是像蒸汽機內燃機那樣全新的原動力發動機的發明，二是為現有的原動力發動機發現新的燃料或大規模可支付的能量儲蓄裝置，可控熱核聚變裝置和可靠大容量低成本的蓄電裝置都是很值得期待的。

　　而這些都需要全新的技術和巨大的投資。發達國家既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也有先進的技術能力。發展中國家大多仍處在工業化的過程，能源消費在增加，溫室氣體排放也在增加，既缺技術也缺資金，無力承擔更多的責任。盡管有“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由于各自的利益，談判進展得極為艱難。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國了，我們對能源的需求還在快速上升，而我們一次能源的結構很難在短時間內調整到位，我們將必然面臨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

　　盡管這次德班會議并沒有取得任何有約束力的成果，減排控溫的壓力將是實實在在的。歐盟強行開征航空碳稅就是一個“強制減排”的例證，只要開了頭，不同國家地區不同的“強制”措施會越來越多。從“十二五”規劃上看，政府是有決心的，措施也是強硬的，但應該看到，減排最大的潛力是在改變煤炭在一次能源中過高的比例而大幅度提高天然氣的比例。資金在哪？技術在哪？替代資源在哪？任務極其艱巨。

　　國家公司參與國際競爭的模式還在探索

　　今天我們不可能把過去在國內成功的模式搬到國際上去，因為海外生產的石油能不能運回來至少受到如下因素的控制：第一，資源是在別國的領土上，石油的流向完全受本土政府的調度；第二，是否具備石油集運的條件；第三，石油組分是否合適國內的煉廠；第四，運回國內的成本是否合適。另外，由于思維慣性和沒有經驗等原因，近些年對中國公司“走出去”不僅在目標、宣傳或操作上都有些錯誤和不足。加上資源國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使中國石油公司的投資受到了諸多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和非議。

　　中國的幾大石油公司都在努力“走出去”，通過數百億美元的投資獲得6000萬噸/年的份額油，成績斐然。實際上，中國石油公司“走出去”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全球對石油天然氣的投資，增加了全球能源的供給。中國公司投資獲得的產量與跨國石油公司一樣，絕大多數份額都在當地或國際市場上賣掉了，只有很少一部分（10%左右）能運回國內來，中國進口石油的絕大部分是通過國際市場買來的，是“貿易”的結果，而不是“生產”的結果。

　　但在國外多數專家和媒體看來，中國的石油工業管理體系還沒有融入到整個石油體系中去，依然還很有“孤家寡人”的味道。這里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們自己的認識沒有調整過來，自然更沒有向世界解釋清楚；二是中國的石油公司積極地參與世界各國眾多的石油天然氣項目競爭，而對國內的項目設立了嚴格的準入門檻，維持了寡頭壟斷的不變格局。這也是我們沒有準備好參與國際競爭融入世界的結果，這種形象是需要盡快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