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OPEC會議看中東石油局勢
 

    美國強行推進對伊朗制裁，背后最大的支持來自于沙特提高供給的保證，而OPEC名存實亡的會議中所透露出來的矛盾，也極好地詮釋了油價是為政治服務的這一究極理念。

    近期引人注目的國際事件莫過于歐債危機中最不穩定的因素——希臘大選。雖然毫無懸念地，右翼勢力最終獲勝，希臘在對德國的“叫板”中最終不得不低頭，但歐元區體系內部的矛盾已經開始逐步顯現，歐元能走多遠還是一個未知數。而就在希臘大選的三天前，國際上另一個曾頗具影響力的組織，也低調地召開了一次對于國際市場非常重要的會議，這個組織就是OPEC。

    就在多數目光集中于歐債危機的進展上時，曾經可以左右油價走勢的OPEC會議卻顯得如此不值一提。然而OPEC在國際市場上曾經的影響力甚至高于今天的歐盟，OPEC的決議對于國際經濟的影響絲毫不亞于如今的希臘選舉。在1973的石油危機中，OPEC減產的決議直接引發了全球經濟在上世紀70年代的全面衰退；1991年海灣戰爭后，OPEC提高產能避免了全球經濟陷入衰退。

    然而從2000年起，OPEC的影響力日漸式微，一方面是俄羅斯、加拿大和巴西等國產油量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是OPEC多數成員國后續投資不足，產能擴張緩慢。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基于美國的中東戰略，OPEC內部難以形成統一決議，無法實現其“協調和統一成員國石油政策”的初衷。

    在6月14日的OPEC會議中，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被歐美大力制裁的伊朗目前國內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油價的回落會成為壓垮其經濟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會議上，伊朗強烈要求OPEC限制產量，這種呼聲也得到了中東以外其他所有OPEC國家和伊拉克的支持。事實上，國際油價從4月份回落至今，跌幅已逾20%，重新回到了近兩年的最低水平，如果考慮到近兩年的貨幣因素，油價跌幅還遠不止這個水平。作為以石油出口為主要財政收入的OPEC國家，限制產能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然而，沙特卻旗幟鮮明地站在了歐美一方，要求繼續提高產能上限。此前沙特石油部長也在多個場合透露無論會議結果如何，沙特仍將持續增產。

    沙特的提議顯然更多是為了針對伊朗，伊朗前石油部長羅斯塔姆·加塞米就表示“政治斗爭的陰影已經籠罩了OPEC”。伊朗此前也多次警告沙特不要把石油作為打擊德黑蘭的武器，要求沙特停止向對伊朗石油進口實施制裁的國家增加原油(83.24,-0.03,-0.04%)供應。不過沙特予以否認，并表示有權向任何國家出口石油。

    有人將歐元區從建立到如今的危機歸咎于美國的“連環計”，其實，歐元由于設計上的先天不足，加上歐洲國家的多元化以及民主制度，危機的產生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必然，美國在其中的作用最多只能算是推波助瀾。但OPEC從建立初期至今，近50年的時間里，從前20年的呼風喚雨到目前的名存實亡，可以說基本是沿著美國所希望的道路在行進。

    OPEC雖然擁有11個成員國，但主要成員國集中于海灣地區，其中起主導作用的還是沙特和伊朗。作為海灣地區最大的兩個國家，同時又坐擁全球30%的原油儲備，如果它們能協力發揮在OPEC以及中東事務中的領導作用，則無論在中東還是全球范圍內，都具有極大的影響力。然而這種局面，顯然不是希望在全球能源市場和中東局勢中起主導作用的美國所希望見到的。

    如果說歐元區存在的問題在于財政和貨幣權上的分離，而OPEC的問題則在于原油產出和對美態度的差異。事實上，在OPEC成立初期，作為冷戰中遏制蘇聯向中東滲透的戰略要地，伊朗也曾與美國有過一段親密期，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伊朗也是美國在上世紀60—70年代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戰略盟友。

    不過美伊關系從一開始就是不對等的，雖然美國是巴列維王朝最重要的支柱，是其復興“波斯帝國”夢想的重要實現者，但伊朗卻始終不過是美國對抗蘇聯的棋子，是美國全球布局中的一小部分。上世紀70年代末中東和亞洲地區間的平衡發生巨大轉變，中美建交，阿富汗投向美國，伊朗的戰略意義開始逐步下降，而同時，伊朗為充當地區霸主所體現出來的獨立性也逐步引起了美國的不滿。70年代后期，美國支援的逐漸縮減以及油價持續低迷，促使伊朗國民收入驟降，民眾不滿情緒陡增，并最終引發了伊斯蘭革命，伊朗從此成為了中東最堅實的反美“碉堡”。伊朗局勢的驟變曾經令美國措手不及，時至今日，多數評論還將“失去伊朗”作為20世紀美國外交史上的重大失敗案例。

    雖然伊朗的“背叛”曾經一度引發了美國對于中東局勢脫離控制的擔憂，但隨后的“兩伊戰爭”耗盡了伊朗的元氣，伊朗的大國夢就此戛然而止，美國也尋得了利用中東各國間矛盾來實現地區間平衡，并以較小代價實現對地區間的整體控制的方法。“兩伊戰爭”期間，美國向雙方提供支持，戰爭最終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伊朗在此后近20年的時間內都未能恢復元氣，而伊拉克則在此后的兩次海灣戰爭中被徹底斷送了稱霸的夢想。

    自2000年起，油價的快速上升提升了伊朗的國家實力，小布什在中東強行推進“大中東戰略”又引起了中東國家的普遍反感。2006年12月薩達姆被捕后，美國此前給予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的承諾又成了空話，兩伊關系開始逐步親近。自2000年起，伊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開始逐步修好，阿盟亦有意收納伊朗作為特殊成員國，以觀察員身份出席阿盟會議。中東局勢的演變顯然不是美國所希望看到的。2006年和2012年的兩次伊朗核危機，引發了海外國家間不信任度的提高。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發，歐美合力推翻了多個“獨裁國家”，而巴林民眾的訴求則被美國解讀為伊朗的滲透，在美國支持下，多國聯軍介入鎮壓，最終保全了巴林這一君主制國家。2011年10月，伊朗刺殺沙特駐美大使新聞的曝光更令兩國關系降至冰點。

    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歐債危機持續發酵，美國大選，中國經濟放緩的綜合背景之下，美國強行推進對伊朗制裁，背后最大的支持來自于沙特提高供給的保證。而OPEC名存實亡的會議中所透露出來的矛盾，也極好地詮釋了油價是為政治服務的這一究極理念。近年來，隨著美國“能源獨立”戰略的逐步實現，中東對于美國的戰略價值越來越低，美國也將戰略重心移至亞太，直接遏制中國。作為中東原油接力棒的下一任選手，面對美國離去后動蕩不安和危機四伏的中東，中國會面臨巨大的挑戰，未來如何調和沙特與伊朗的矛盾，也終將成為中國繞不開的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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