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煤炭供需形勢嚴峻，產能過剩十分嚴重。行業數據顯示，2015年煤炭產能總規模接近60億噸，全國煤炭產能過剩18億噸。若按2020年我國煤炭消費預測40億噸計，除去2億噸進口，實際煤炭市場空間在38億噸左右，也即20多億噸的過剩產能須在“十三五”時期的五年間逐步去掉，時間之緊迫、任務之艱巨可想而知。

此次煤炭去產能，絕非簡單意義上的總量控制，旨在通過淘汰落后、結構優化、產業提升重建煤炭行業新業態。煤炭行業如何把握這次歷史機遇，做到不僅產能去得了，而且產能質量上得去，值得業界人士思考。

要下決心鏟除形成過剩產能根源

遠期不說，近十年來，國務院前后共發布過5次淘汰過剩與落后產能的通知。雖然前4次沒有針對煤炭行業，但目標行業直接與煤炭業產生關系。在政府一次次下達壓縮產能指令的十年里，本該限產限量的鋼、電解鋁、水泥等行業的產能產量反而成倍增長，煤炭產能產量也跟著呈指數型增長，由此掀起煤炭“黃金十年”投資熱潮，導致今天產能大量過剩。

為什么喊了多年的去產能不降反增呢?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各級地方政府過分依賴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以廉價供地、稅收減免、低價配置資源等方式招商引資，盲目建設。這突出表現為發展方式粗放，創新能力不強，優勢產業發展不力，重復投資過多等，形成了今天產能大量過剩的局面。另一個原因是在現有的過剩產能中，包含有政府、企業、金融機構、投資方等各種利益因素，誰也不愿看到自己管轄或投資的項目與企業退出和倒閉。加上政府與企業之間財政性依賴過大，互為綁架，當年企業投資時的“城下之盟”如果沒有兌現或者投資項目未能得到有效回報，不可能心甘情愿退出市場。即使是“僵尸企業”也抱著僥幸心理“死等”市場機會。如果市場退出機制不健全、不順暢、不合理，落后及過剩產能無疑會持續堆積，優勝劣汰也無從談起。造成這種情況的機制與體制因素如果不改革、不鏟除，反復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就很難避免。

去產能必須界限清晰精準發力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定的產能過剩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和周期性，不必奇怪。一般情況下，通過市場競爭與淘汰，過剩產能會得以自動調節。當然，此次煤炭去產能比較特殊，一是過剩量大，二是結構復雜，三是時間要求緊。所以一定要摸清家底、有的放矢、把握大局、精準施策，努力實現去產能企業成本與社會成本的最小化、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在技術手段上，要建立嚴格的標準，對去留產能進行科學評判，劃分明確的界限，并在去產能過程中，組織和投入力量對標準實施進行監督、管理和評估。無論國企民企，無論規模大小，標準面前一視同仁，真真切切把相對落后以及生產無望的產能壓減下去，做到有序壓減，依標準壓減。顯然，采取“一刀切”式的或“指標攤派”式的傳統方法都不是去產能精準發力的上策，難免出現該去的產能沒去掉，不該去的卻被砍掉了，有違公平競爭原則，更難以激發行業結構升級和創新發展的積極性，最終傷害的還是行業本身。精準的政策與精準的發力，既是去除落后產能與產能升級的工作難點，也是檢驗正確處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檢驗政府去產能執行力高低及執行效果好壞的試金石。

要弱化行政干預強化市場化手段

為推進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與法制化改革，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已加大了有關公司企業市場化改革的法律法規體系建設，職工養老保險、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已經建立，勞動合同法對辭退員工的補償有明確規定，企業并購重組相關規定已大體完善，企業破產倒閉市場化條件也已基本具備。況且我國煤炭行業是實行市場化管理比較早的行業，這次煤炭去產能，就應該多用、巧用已有的體制機制手段，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和作用，把更多的資金和精力投入到發現機制不足與完善機制建設方面。

不能動不動就采取攤派指標、指標補貼等短期性行政性工具來解決問題，即使解決了也是一時之快，不能持久，反而造成公司企業一碰到問題就形成對政府和對財政補助的慣性依賴，甚至給鉆營國家補貼的投機者帶來可乘之機。本來政府在這輪去產能過程中，就很難理清清退產能的利益關系和相互糾葛，用行政的辦法更難公平處理，行政方式的機動性還容易造成企業、個人與政府之間的討價還價，這些都無形中給政府增添了不少包袱，“去產能”反倒出現政府著急企業不急的情況。

因此，這次去產能一定要充分利用法律法規調整各種利益關系，由利益方自主決策、自擔風險，政府的職責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標準體系、激勵創新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營造轉型升級和市場退出良好環境，保障和保護職工合法權益。不能讓短期的行政化行為損害了正在成熟中的、具有長效作用的法制化、市場化體制機制，而是要著力培育和恢復市場本身所具有的產能調節與擇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