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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有了痛感也要喊——評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出版陳曉明在80年代中期，柏楊的名字在中國的傳統反思潮流中不脛而走，而《丑陋的中國人》使柏楊的影響富有震撼力。在80年代上半期，中國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焦慮，年輕一代學人崇尚西學，重新挑起啟蒙旗幟，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性的反思。要追趕西方，當然要反思傳統及其現實。很顯然，反思的余地很小，傳統文化就這樣成為全部反思的落腳點。在那時，可引證的權威資料并不算多，胡適是一個蒼涼的歷史形象，而柏楊則要現實且生動得多，柏楊就這樣成為大陸青年學子津津樂道的對象。多少年過去了，柏楊的名字似乎有點淡忘，就象80年代一樣，逝去得那么平靜，那么沒有道理。中國的歷史總是被匆忙地翻過去，但問題并沒有解決，豐厚的遺產總是包裹著問題被永久寄存，而對未來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敗的宿命。80年代不應該如此被簡單地忘卻，柏楊也依然有其重新閱讀意義和價值。最近，蘇州古吳軒出版社頗有眼力，出版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這其實是柏楊的這本書第一次正版進入中國大陸，80年代的盜版圖書正如它的“非法閱讀”一樣，21世紀，我們正可“合法性地”平心靜氣地來閱讀一下這本震撼華人世界的奇書。古語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今天，在文化多元語境中，我們更有心胸面對這本鋒芒逼人的書。

    柏楊自己解嘲地說，“吳剛伐樹我洗缸”。誰都知道柏楊用“醬缸文化”來指稱中國傳統文化，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出中國傳統至今的文化存在的問題，用他的尖銳和犀利去除傳統文化的余孽糟粕。這倒是應了毛澤東詩詞當年的那句話“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然而，柏楊沒有那么悲壯，他一直是在做著極其艱難困苦的反思工作，就是在當年的臺灣島和海外華人世界，他承受的壓力也是難以想象的。柏楊在60年代的寫作異常活躍，成為臺灣島內最受歡迎的雜文家，他對國民學黨的政治高壓時常冷嘲熱諷，由于被懷疑影射攻擊蔣家父子，被羅織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誣”，“思想左傾”，“為匪作文化統戰工作”，“有明顯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判處12年徒刑（實際關押九年又26天）。出獄后，柏楊并沒有屈服，據他后來的回憶，他最早試圖發表“丑陋的中國人”是在他出獄后不久。但他在臺灣無法演講，多次準備演講這個題目都被取消。直到1984年他受美國愛荷華大學邀請做短期訪問，他的演講題目“丑陋的中國人”，聽講者三分之二是華人，三分之一是白人。據說在演講結束的時候，柏楊感到面對山谷一樣的寂靜，沒有掌聲，連禮節性的握手都沒有。很顯然，聽眾沒有認同柏楊的觀點。但柏楊并不氣餒，他依然固執己見，毫不留情，決不姑息，他的鋒芒所向，總是直擊要害，他把中國傳統中的痼疾，把民族性格中的弱點揭露無遺。

    身為中國人，柏楊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國人，讓很多中國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與自信心，是一個民族始終掛在嘴邊信條與經文，人們都樂于充當民族傳統精神弘揚的精英，沒有人愿意揭短。特別是對于在海外的華人，都樂于把中華民族定位在勤勞智慧、互助友愛的集體。但柏楊痛感中國人存在的種種惡習，種種負面性格和狹隘心理，他直率指出來，讓人中國人正視，讓中國人有勇氣面對。

    問題的根本當然不在于柏楊說的尖銳直接，而在于他說的是否是真話？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誠的中國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國人，都不得不承認柏楊直陳的那些事實，不得不為柏楊敏銳犀利的觀察和分析所折服。直到今天，那些事實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毫發無損，那些惡習丑行依然猖獗。既然如此，反對柏楊是沒有意義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雙眼，柏楊不過是讓大家睜開眼來看看事實，他沒有錯，他是有勇氣的，他有切膚之痛，他是負責的，他是真實的。

    事實上，柏楊并不是獨一無二故作驚人之論，他對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性的剖析，不過承繼了現代中國啟蒙未競的事業而已，魯迅先生當年猛烈批判過國民性，他對中國人愛之彌深，恨之愈切。胡適也同樣深刻批判過中國傳統，這不能否定他對中國民族深切的愛。批判傳統，指出中國人習性的負面問題，并不意味著就要傷害民族自尊。恰恰相反，柏楊要的是更真實的的、更健全的民族自尊。現在，到處盛行是“有了快感就喊”的讀物，我們還有痛處，還有切膚之痛，有了痛處也要喊，這才是健全的文化。21世紀，中華民族要承擔更艱巨的歷史重任，要為人類做出更大的成就。在新世紀之初，我們重讀柏楊的書，這會讓我們有更加強健的心智，去除弊端，去偽存真，去劣存優，承擔歷史重任，開創中華民族嶄新的未來。